企业在投资之前，必须进行投资策划及其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投资决策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投资活动的成败，决策的本质就是一个比较选择的过程。因为方案是多种多样的，决策要对各方案进行比较、分析，选择最佳方案。投资是企业永恒的主题，它既是企业诞生的唯一方式，也是企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最重要手段。

　　根据相关的企业投资理论，项目规模的大小会直接影响企业将来的生产经营规模及生产过程中的纳税水平，反过来，企业的税赋水平也制约着投资规模的确定。首先，投资规模的大小决定纳税人身份的界定。我们知道，增值税是我国的主体税种，它具有普遍征收的特点，适用于生产、批发、零售和进出口商品，及加工、修理修配等领域的各个环节，因此，大部分企业都会遇到缴纳增值税问题。而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对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实行差别税率。小规模纳税人指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以及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为主，并兼营货物批发或零售，年应纳增值税销售额在100万元以下和从事货物批发或零售，年应纳销售额在180万元以下的纳税人。如果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中确定的投资规模，使项目建成投产后企业适合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则按小规模纳税人身份纳税，否则以一般纳税人身份纳税。因此，投资者便可以在分析、比较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的税赋水平后，对拟定的投资规模进行调整，使其适用低税赋纳税人身份。其次，投资规模继而影响企业纳税的绝对水平。而企业应纳税额现金支付的刚性约束也反过来制约投资规模的确定。一般情况下，规模大，企业的获利能力大，纳税的绝对额也大；规模小，获利能力小，纳税的绝对额也小。依税法规定，企业应纳税额的计算依托于法定税率和企业账面记载的应税收益额，而不考虑这种账面意义的收益所实际取得的现金流入状况。

　　但企业纳税行为规范却是，只要体现出账面或会计观念下的应税收益，企业就必须依法及时足额地动用现实的现金予以缴纳，否则会受到税法的严厉制裁，使企业利益遭受极大损害。由此可见，在课税条件下，由于按会计收益计算的应交税额与应交税款按现实现金支付的刚性约束矛盾的客观存在，使企业规模最大化在纳税目标的约束下，并非是最优的。因此，投资者在确定投资规模时，必须充分考虑纳税现金支付的刚性约束，即合理确定纳税目标约束下的投资规模，避免因规模最大化导致税前账面收益极大化，由此发生的纳税现金需求超过企业现金供给，给企业带来诸如声誉受损等不利影响。

　　结合纳税筹划活动对企业投资规模进行界定，首先要对企业自身营运能力进行分析，即通过对存量投资重组、潜能开发及增量投资优化组合的分析，确定投资的既有能力、潜在能力和追增能力；其次要把握企业外部环境变动情况，利用预测手段来把握经济环境发展态势，决策投资规模的大小；此外，还需要对税前收益最大化的投资规模进行实证分析。投资规模因该趋近于企业营运负荷能力的极限，即投资的追加边际成本等于其边际收益，此时投资规模是适宜而且有效的。需要注意的是，投资规模的确定依据是企业运营能力和外部经济环境，因而必须注意到其动态演进的变化特征。

　　不同的投资方式，企业所得税的政策有所不同。投资是企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主要手段，对投资主体来说，盈利是投资的主要目的，而所得税对企业净利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投资决策中所得税筹划就成为了重要的内容。投资在方式上可分为两大类，即直接投资 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形成各种形式的企业，其生产经营成果既要征收流转税，纯收益还要征收企业所得税；间接投资的交易须征收证券交易税（目前仍征收印花税），其收益则征收企业所得税。对直接投资的综合评估主要考虑投资回收期、投资的现金流出和现金流入的净现值、项目的内部报酬率等财务指标。我们需要考虑的税收因素主要是指影响这些指标的税收政策。投资者首先要判定其投资项目按照税法规定应征收的税种、税率以及征收方式等，这一切都将影响企业的税费负担，并因此进一步影响到投资者的税后收益。这需要投资者在估算销售收入的时候必须考虑销售税金及附加，这样才能搞好纳税筹划。比如某企业有A、B两个项目可投资，假设这两个项目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没有差别，并且预计两个项目投产以后，年含税销售收入均为100万元，外购各种允许扣除项目的含税支出均为90万元。已知A项目产品征收17%的增值税，B项目产品征收5%的营业税。不考虑其他因素，请进行投资决策。

　　通过以上比较可知，由于两个项目的应征税种和税率存在差异，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A项目将为投资者带来更多的税后利润，故应该选择A项目。除了流转税外，直接投资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企业所得税的税收待遇。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规定了很多税收优惠待遇，包括税率优惠和税额扣除等方面的优惠，比如设在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其他诸如第三产业、“三废”利用企业、“老、少、边、穷”地区新办企业等都存在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投资者应该在综合考虑目标投资项目的各种税收待遇的基础上，进行项目评估和选择，以期获得最大的投资税后收益。

　　[1]刘泓.浅析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J].中国外资，2013（04）

　　资金的安全是指在社会经济形势变化中能保持现有资金数量的增加和价值的稳定，以满足家庭各种需求。通过调研发现，家庭对理财目标的选择以资金安全为主，主要有三种情况：保证家庭基本生活需求；保证资金数量的增加；保证资金价值的稳定。

　　在对受访家庭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家庭进行理财的主要目的并非接受教育或培训。“支付未来养老、失业和医疗等开销”是家庭进行理财的主要目的，选择次数占总选择次数的68%；其次是“使家庭资产增值”，比例为62.5%；第三位的是“进行投资”，比例为52.3%；接受教育或培训位居第四，比例为39.8%。就选择次序而言，家庭进行理财的第一目的是使家庭资产增值；第二目的是支付未来的养老、失业和医疗等开销；第三目的是进行投资。

　　家庭在选择理财方式时，首先会受收入水平、工作时间等方面的限制，而选择起始金额与风险相对较低，且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进行管理的理财方式。其次受购房压力和未来子女教育投资压力影响，而选择以迅速积累资金为主要目标。该目标会以“购房”等形式体现：由于目前我国房价处于较高水平，而且以“学区房”为代表的教育经济压力使家庭将理财目标合并为一即不仅满足家庭基本需要，同时尽量满足家庭发展需要。最后，由于现阶段的工作压力较大，家庭有迫切改善工作条件的愿望。基于劳动力市场理论，受学历和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劳动者暂时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该市场的整体特点是工作不稳定、收入低、工作条件不佳等。基于此，家庭对未来子女的教育规划多为尽可能获取高学历，以便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这就反映出家庭对教育的需求，正是基于这种需要，理财目标确立为：增加现有资金数量。

　　资金价值的稳定，在于当社会经济处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家庭现有资金的价值总量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不影响家庭对资金的使用。这种目标在已有子女的家庭体现的更为明显。家庭随着孩子的出生而发生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家庭成员的变化，孩子的出生使家庭不再是简单的夫妻二人组成，在孩子年幼时，夫妻双方因工作原因无法及时照顾，会由双方的父母对孩子进行照顾，由此出现家庭成员数量的变动。其次是家庭经济生活的变化，表现在家庭的经济开支，重心会向养育孩子倾斜，也就是育儿开支占据家庭经济开支的比例会逐渐增加。

　　通过调研发现，家庭在选择教育投资的理财方式时所受的影响主要是家庭自身收入水平和家庭亲友的推介。家庭收入水平是选择理财方式的一个基础，家庭对理财方式的推介则被认为是重要的参考。

　　通过调研发现，在家庭选择理财方式的影响因素中，家庭选择理财方式的主要影响来自于家庭收入水平。由于收入水平直接决定了分配在理财方式中的资金量，所以收入水平是选择理财方式的基础。“家庭收入水平”是受访家庭选择次数最多的影响因素，比例达76.2%；第二是理财方式的风险程度，比例为66.7%；第三是理财方式的收益丰厚程度，比例为56.3%。由此可见，影响家庭对理财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家庭收入水平；二是理财方式自身。首先，家庭收入水平是选择理财方式的基础。这是由于不同理财方式的起点金额存在差异。二是理财方式自身。家庭在教育投资过程中，亟需的是保证资金的足额稳定：足额是满足费用支出的要求，依赖于理财方式的收益丰厚程度。稳定是满足不同时间段所需费用的要求，依赖于理财方式的风险程度。

　　在拥有一定数量的资金之后，家庭在选择理财方式时，通过何种渠道获得有关信息，对家庭做出决策具有参考价值。在对受访家庭的获取理财方式信息的渠道进行频率统计。家庭在选择理财方式时，受亲戚朋友推介和到相关机构咨询是主要的渠道。受亲戚朋友的推介源于对亲朋好友的信任、对方家庭收入情况的可参考性。尤其是出于对亲戚朋友这个群体的信任，这种信任有的来源于血缘、有的来源于后天的相处。通过亲戚朋友获得理财方式的相关信息，有两个好处：第一是节省自己了解理财方式的时间。由于亲戚朋友的推介是基于对此种理财方式的了解，借助亲戚朋友对某种理财方式的了解，以此作为判断的参考，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节省分析调查的时间。第二是可参考性较强。

　　由于亲戚朋友之间相对比较了解，故而在推介理财方式时，亲戚朋友的家庭收入状况、家庭消费状况和现有理财方式的选择对自己家庭做出判断具有较强的可参考性。在此需要特别说明“到相关机构咨询”和“受有关工作人员的推介”二者的区别。首先，前者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即家庭根据教育投资需要或者其他目标，依据自己的收入水平到相关机构进行咨询。后者是一个被动的行为，家庭在选择理财方式时于某种原因，无法做出主动选择，只能接受相关工作人员的推介，将此类信息作为决策的参考。其次星空.体育，前者是基于自己对理财方式有初步了解或者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做出的行为；后者则是基于自己对理财方式了解不足，而导致信息不对称，从而只能被动地接受相关工作人员的推介；同时，就相关工作人员而言，是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以商业银行的大堂经理为例，因其薪酬要与某种理财产品的销售额挂钩，所以在向客户（家庭）推介理财方式时，功利性较强。

　　通过调研发现，家庭在选择理财方式的过程中面临一些困难，反映在家庭希望获得的帮助方面。家庭在选择理财方式的过程中希望获得的帮助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更加真实、详细的信息和数据”，选择此项的家庭占81.5%；二是“更为健全的理财市场法律法规”，选择此项的家庭占69.2%；三是“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选择此项的家庭占55.4%；四是“个性化的理财专家指导”，选择此项的家庭占50.8%。在中低收入家庭选择理财方式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针对家庭教育投资这一理财目标，首先明确家庭教育投资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子女在各教育阶段所要定期缴纳的费用，如学费、托幼费、杂费、住宿费和书本费等；子女在各教育阶段教育之外获取知识或技能所需的费用，如报各类兴趣班、特长班、辅导班、考取各种资格证书和各类技能培训班等；子女在各教育阶段所要耗费的按照一定周期支付的费用，如在高等教育阶段所要面临的交通费和生活费等。这三个方面的费用构成家庭教育投资的主要部分。并且家庭教育投资为家庭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有：一是投资持续时间长。

　　假设学前教育3年，小学教育6年，初中教育3年，高中教育3年，大学（本科）教育4年。不考虑休学、留级、复读等情况，从学前教育开始到大学教育结束获得学士学位，至少19年。长时间的投资需要家庭及时保障资金供给的稳定，尤其是“定期缴纳”的费用和“按照一定周期支付”的费用。二是投资数额较大。尤其是民办幼儿园的月托费和民办高校的学费：前者少则1000元，多则5000元以上；后者动辄10000元以上。高额的投资需要家庭增加资金总量。而家庭要实现资金总量的增加，在当前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某种理财方式的运作来实现。但是，目前中低收入家庭为教育投资所选择的理财方式在收益上难以满足家庭教育投资的需要。通过调研发现，中低收入家庭基于教育投资的目标所进行的理财方式选择，以传统的商业银行的理财方式为主，即以定期储蓄、教育储蓄和活期储蓄存款为主。相对而言，定期储蓄的收益相对较高，其收益由年利率衡量。

　　在确定理财目标或者理财方向之后，就需要对理财方式的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和处理，以做出合理的决策。在调研中发现，家庭在收集某种理财方式的信息时存在一定的困难。

　　第一，信息不对称。家庭希望获得有关理财方式的大量、真实、详尽的数据和信息；而作为提供方，一些经营机构、媒体和信息机构出于各种原因无法完整地提供更多的家庭所需的信息和数据。以股票理财方式为例，虽然上市公司定期需向社会公布自身财务状况，但是一些核心数据由于涉及公司商业机密，无法向社会提供。这就导致信息不对称，家庭无法获取足够的关键信息，只能通过对现有信息的评估分析做出决策。如此一来，就从一定程度上增加家庭的决策成本付出时间和精力进行信息资料的收集、分析、处理工作，对身体健康和正常工作都有一定影响。

　　第二，信息收集渠道和参考价值有限。目前家庭获得理财方式信息的渠道以“亲戚朋友推介”居多（占受访家庭的59.4%），其次是“到商业银行等理财方式的经营机构咨询”（占受访家庭的55.5%）。这两种方式都是家庭主动收集某种理财方式的信息和数据的表现。在“亲戚朋友推介”方面，虽然家庭成员对亲戚朋友的信任度高，但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经济收入水平、理财能力、理财观念和抗风险能力有所差别，并不能完全依赖“亲戚朋友的推介”；并且作为自然人投资者，在选择理财方式的过程中，并不能保证自己的决策都是科学合理的。这些信息对家庭做出选择的决策只能起到参考作用。而关于“到商业银行等理财方式的经营机构进行咨询”，虽然能收集到较为专业的信息和数据，但是，由于一些理财方式（包括某些具体的理财产品：如保险产品、基金产品等）的营销人员需要以销售业绩增加自身收入，所以在解答客户咨询的过程中会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即倾向于自己所营销的理财方式。同时，目前我国缺乏相关的人才，《2011年中国理财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我国的理财规划师的人才缺口为60万左右。由此可知，相关专业的人才缺乏，导致现有的所谓理财专员的业务水平良莠不齐，因而难以给出切实满足不同家庭需要的理财建议和规划分析。

　　理财方式的安全，主要涉及资金安全。家庭将资金投入某种理财方式的首要目的是保证现有资金的安全，即最大程度的保值，以应对未来通货膨胀等经济现象对家庭生活的影响。理财方式能否实现现有资金最大程度的保值，需要经营者和管理者共同努力，真正以客户需求为己任，从客户利益出发。一是经营者，需要有必备的专业知识、操作能力、责任心、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一旦经营者出于某种原因，经营不善，最终损失的还是家庭。二是理财方式的监督管理者，也应充分履行监管职责。在对受访家庭的调研中，69.2%的家庭希望“有更健全的理财市场法律法规”，55.4%的家庭希望“政府加强对理财市场的监管”。

　　在对受访家庭的调研中，有50.8%的家庭希望得到“个性化的理财专家指导”。首先是“个性化”。所谓“个性化”，是指相对于大众化的，适应不同个体需求的服务。就本研究的主题而言，个性化即符合家庭财务状况特点、适应家庭理财目标要求、不同于其他家庭理财的服务。在我国，商业银行一般以存款金额多少来划分客户群体，以建设银行为例，当客户的日均金融资产在20万元以上时，会为其开设贵宾服务。而说到更为高端的私人银行业务，则是金融资产在千万级别的客户所享受的待遇。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一个难以达到的要求。所以，在中低收入家庭进行理财方式的选择时，所得到的服务是大众化的，虽然理财专员会根据家庭的特点提供一些建议，但也是基于对自己营销的理财方式出发的，并非综合考虑家庭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所以，家庭从理财专员处得到的信息只能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其次是理财专家。此处的理财专家指的是具有相关资质和资格认证，并有一定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理财方面专业人士。共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理财规划师为代表。前文资料表明，截至2011年，我国的理财规划师人才缺口为60万人。而针对“第三方理财机构”的行业门槛，从业人员素质规范等方面尚未出台明文规定，只能依据类似机构的法律法规执行。这就表明在理财专业人士方面数量的不足，导致现有理财方式的经营管理人员水平不一。另一种是以基金经理等为代表，是某种特定理财方式的管理者。前者作为指导者，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分析、建议。后者作为直接责任者，发挥的作用主要是经营、管理。目前，中低收入家庭在就教育投资这一目标选择理财方式时，所实现的效果，基本上是挂靠在其他理财目标之下。比如建设银行推出的一款理财方式：“小投入大收益建行定投基金”，其目标并非专门针对教育投资，而是融合了其他比较接近教育投资某些特征的理财目标。而家庭希望能得到个性化的理财专家指导，以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选择真正适合家庭的教育投资，同时又不影响其他方面资金需要的理财方式。

　　在家庭选择理财方式的过程中，理财观念是该过程的起点，对理财过程有引导的作用。面对教育价格上涨的压力，中低收入家庭在基于教育投资的目标选择理财方式时，主要以保证家庭现有资金的安全为主。在观念上较为保守，会首选已经长期使用的，而并非适宜教育投资的理财方式。从“家庭现有理财方式构成”和“假设条件下家庭对教育投资的专项理财方式选择”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家庭对理财方式的首选是银行存款储蓄。在风险和收益的权衡中，家庭选择了收益不高，但相对稳定，风险小的理财方式。2．所收集的信息数量和质量有限家庭在选择理财方式时，需要对某种理财方式的详细信息或经营机构的相关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但是，受时间和渠道的限制，所收集的信息数量与质量有限。

　　家庭在收集理财方式信息时，数量有限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时间紧。家庭的经济收入来源以工资收入或者经营收入为主，一些家庭的劳动者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工作压力大，没有闲暇的时间对理财方式进行全面了解。二是数量多。以起点资金数额为标准，目前市场的理财方式又衍生出数量众多的理财产品。以银行的理财产品为例，截至2011年的总发行数量已经超过20000款。每种理财产品均是该理财方式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大量的理财产品使家庭在选择过程中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进行研究分析。三是分布散。众多理财方式分属于不同的经营机构，这些经营机构的信誉和经济实力各不相同，有的依附于商业银行，有的设置于证券公司。其中虽然有适合教育投资的理财方式，但是由于该理财方式隶属于某经营机构，经营机构是以盈利为目的，自然在理财方式的运作中主要考虑自身利益。

　　家庭收集理财方式相关信息的质量有限，原因首先是渠道窄。目前家庭收集此类信息的渠道主要依靠互联网、机构的公报、政府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电视媒体的相关评论、亲朋好友和工作人员的介绍等。这些渠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被动的去接受信息，即便是主动咨询，也是获取的被加工过的信息。”其次是可信度有限。由于所收集到的多是被加工过的信息，所以在某些核心问题上，难以做到客观真实。如某些核心数据，虽然会给出计算公式或者计算方法，但是其数据的来源仍存在疑问。家庭在此方面只能通过大量的收集数据，从中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一个相对有参考价值的数据。最后是数据指标易产生混淆，影响家庭的决策。以收益率为例，收益率是家庭选择理财方式的重要参考数据之一，不同形式的收益率其意义有较大差别。如预期收益率、年化收益率和实际收益率等。在某些理财产品的信息中存在将上述形式的收益率刻意混淆的情况。

　　家庭选择教育投资理财方式的起点是自身的理财观念，根据费曼法则（FeynmanPrinciple）：从不试着反驳自己的信念和对所谓的专家的结论偏听偏信都是一种自欺行为。因此，家庭在选择理财方式时，应根据教育投资的特点尝试打破原有的储蓄即理财的观念，逐步由固守某种单一理财方式向组合理财进而向资产建设型理财转变。

　　单一的理财方式是指某种理财方式在家庭现有理财方式的构成中，占有资金的比例超过家庭总资金数额的50%以上。如将家庭资金的50%以上用于商业银行的各种储蓄存款，即表明在理财方式的选择中固守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这一理财方式。组合理财方式则是在对每种理财方式的资金分配方面，保持比例适当。由于教育投资周期长、数额大，固守传统的单一理财方式（如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已经不能充分满足家庭教育投资的资金需求。基于此，家庭在理财观念上，应适时的根据家庭收入的来源、家庭经济状况的分析以及理财方式的风险评估，由单一的理财方式向组合理财方式转变。将有限的资金集中使用于教育投资的目标，分散储备在多种理财方式中。以教育投资为例，开设家庭教育投资独立账户，在此账户之下，采取多种理财方式进行理财。有两种典型的结构形式，分别是“4321”型结构和“32221”型结构。数字代表不同理财方式所包含的资金比例。“4321”是指家庭资金的40%用于应付某种大额支出（可选择银行的定期储蓄存款）；30%用于日常生活开支；20%用于收益稳定型理财产品（可选择基金定额投资）；10%用于应急资金储备（可选择保险）。“32221”是指家庭资金的30%用于长期储蓄（如银行的定期储蓄存款）；20%用于收益稳定性较高的理财方式（如基金定额投资）；20%用于具有一定风险性且收益较高的理财方式（如股票投资）；20%用于某些可以随时间增值的物化商品（如实物黄金）；10%用于应急资金储备（如保险）。组合理财方式的特点以稳健为主，旨在保障家庭现有资金的安全。在有效抵御通货膨胀的同时，促进家庭教育金总量的增加。

　　组合理财是将不同比例的资金投入不同的理财方式，以达到分散投资、降低风险、提高收益的目的。组合理财只是停留在“理”现有之“财”。作为理财观念，家庭可尝试逐步树立资产建设型理财的观念。“资产建设”源于美国人谢若登（M.Sherraden,1991）的“资产建设理论”，主要是基于资产为家庭带来的9种效应，其中涉及到家庭教育投资方面的有：促进家庭稳定、创造家庭未来取向、促进家庭人力资本和其他资产的发展、促使家庭的专门化和专业化生产、为家庭提供承担风险的基础、增加家庭的效能、增加家庭的社会影响和增进家庭后代的福利。通过树立资产建设型理财观念，增加家庭的财产性收入，使财产形成增值，不仅能满足教育投资所需的资金量，更有利于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

　　目前家庭所能建立的理财方式信息收集渠道主要有三条：一是到相关经营机构咨询；二是收集网络或媒体的信息；三是通过身边亲朋好友的推介。这三条主要渠道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被动地接受理财方式的相关信息。由于是被动地接受，所以对信息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无法做出保证，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家庭收集理财方式相关信息的渠道。为拓宽该渠道，家庭可尝试主动积累有关不同理财方式或自身感兴趣的理财方式的必备知识以及实时更新的信息。

　　对于理财方式的必备知识而言，需要有时间进行积累。关于理财方式的必备知识，包括该理财方式的基本信息、计算收益的方法、经营机构的经济实力、某些基本指标、反映理财方式盈亏变化的图表曲线等。如以股票理财为例，家庭若选择股票理财方式，则在此之前需要储备有关股票的基本资料、股票交易的基本常识、计算股票收益的方法、反映股市变化的图线、解读一些关于股市涨跌的场外信息等。由于正在工作的家庭成员因工作规定而压缩了闲暇时间，所以只有通过家庭成员对有限时间的充分利用，才能使收集理财方式信息的工作得到时间的保障。

　　对于家庭而言，通过各种工具收集理财方式的信息可以有效地提高所收集信息的质量和数量。这类工具只要是基于网络开发的各种工具，包括网站以及网站提供的各种功能或服务。网络所提供的信息和服务具有开放性和时效性，有利于信息收集渠道的拓宽。比如为收集某种理财方式的经营机构的信息，除该机构公开发行的年报、宣传册之外，可以通过网络浏览其网页，了解历史业绩等，同时通过网络的其他功能获取投资者对该机构的一些评价，以作参考。

　　在转变理财观念和拓宽信息收集渠道的基础上，家庭需要培养自己的理财能力。理财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确定理财目标；二是制定理财计划；三是分析理财方式的信息；四是执行理财计划。

　　家庭深入分析自身财务状况，根据家庭现有经济水平对某一预期目标进行可行性分析，以此为基础确定理财目标并选择相应的理财方式。为此可尝试建立“家庭教育投资专项账户”的形式。在该账户下，进行专款专用。明确理财目标，并针对此目标选择特定的理财方式，对家庭其他的需求并不产生负面影响。选择某种理财方式，不仅要树立科学合理的理财观念和明确理财目标，而且还要有必备的相关知识储备。如此有助于在理财过程中，做出最优的决策。

　　主要通过分析理财方式的收益率、风险等信息，对是否选择该理财方式做出决策。在此过程中，尤其注意理财方式信息的“文字游戏”和“霸王条款”。“文字游戏”如：某理财方式只标明预期收益率或年化收益率，但是实际获取的收益往往达不到客户之预期。“霸王条款”即经营机构单方面制定的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等格式合同、通知、声明等。此类条款限制消费者的权利。如某款银行理财产品在合同中规定：“理财客户无提前终止权，本行有权按照本理财计划的实际情况，提前终止本理财计划。”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方式研究农业院校大学生理财产品的需求情况。依据“理财产品在大学生范围内的需求情况”主题，选取沈阳农业大学作为统计总体，并从中随机抽取200名大学生展开调查研究。在150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的样本包括大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的金融专业及非金融专业学生，从而保证了研究对象的普遍代表性。由于问卷的随机发放，其中女生11人，占总人数的74%，男生39人，占总人数26%；金融专业92人，占总人数61.33%，非金融专业58人，占总人数38.67%。

　　首先，本研究对理财产品常识的认知了解分为十分了解、有一定了解、不是很了解但希望了解和不了解也不感兴趣共四种情况，调查分析表明，大学生对理财产品常识了解的四种情况分别占2%、30.67%、64.67%和2.67%。其次，就理财产品相关信息获取渠道的意愿看，大学生选择通过专业人员介绍渠道占总数的49.33%；其次为网络，占总数的36%，而选择报刊等宣传渠道、亲友介绍分别占总数的10.67%和14.67%，其他渠道相对较少。同时，70.67%大学生选择理财产品的目的是为了资产增值、得到额外收益，29.33%大学生则以资产保值为目的，只有少部分大学生选择为未来育儿、养老做准备或是只为分摊投资风险。可见，作为具有较高专业水平和素质的大学生，绝大多数注重资产的保值和增值、防止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资金结余的财产保全。而针对大学生理财产品种类的欠缺，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理财产品在大学生中的推广，那么根据大学生意愿，通过专业人士介绍和网络等渠道增加自我理财知识应是当务之急。

　　在被调查150名大学生中，其中107名大学生没有购买过理财产品，且没接受过理财服务，比例达71.4%。主要影响因素则是大学生以学习为重，同时也由于自有资金有限而没钱购买，再加之理财产品过于复杂。为进一步了解购买过理财产品的大学生对不同种类理财产品的选择倾向，对购买理财产品的43名大学生选择过的理财产品种类进行调查分析的结果表明，大学生理财投资选择过储蓄、保险的占到大多数，而股票、基金和债券相对较少。对他们继续购买意愿的调查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会继续购买或是扩大购买的规模，同时还愿意尝试其他种类的理财产品。

　　在大学生中推广理财产品并不十分乐观，很明显地表现是大学生的投资意向和实际现状不相符。分析这种现象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学生对理财产品的了解有限、自身的理财意识观念有待加强，相关产品的宣传力度需要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大学生选择的理财产品较集中在储蓄和保险上，很少涉及专业性较强的股票、债券等理财产品。这与张扬帆等研究结果不同，他们认为，大学生对投资的需求多集中在股票、基金和实业投资等方面。同时，非金融专业大学生对投资理财相关知识和市场情况了解比较有限。这与万庄的调查结果相同，大部分经济类专业大学生对自己财务状况的掌控能力要略好于其他专业类大学生。显而易见，大学生群体虽然普遍表现较强的投资意愿，却缺乏对投资理财产品专业知识的相关了解，了解理财产品的渠道也十分有限。

　　1.投资风险、投资收益因素调查结果表明，150名大学生中选择中度风险、中度收益的人数为107人，占绝大多数，比例为71.3%；选择低风险、低收益人数为21人，比例为14.0%；高风险、高收益为22人，比例为14.6%。大学生选择风险规避者与风险偏好者占比较少，大部分为风险中立者。相对于低收益或高风险的理财产品，大学生更热衷于风险相对较小、收益相对较高的理财产品。

　　选择预期年收益率在5.0%?15%人数比例高达56%，可见被调查的大学生中50%以上倾向于购买收益率中等偏上的投资理财产品。相比之下，选择预期年收益率在15%以上的高收益理财产品的人数反而只占总人数的15%。通过调查，大学生理财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随着预期年收益率的提高，相对的预期风险也有所提高。为了规避高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大部分被调查的大学生选择了相对预期风险较小而预期年收益率也较低的理财产品。

　　2.投资期限、购买途径因素在被调查大学生人群中，选择投资三年以上长期投资的人数最多，占据总调查人数的52%。而选择六个月之内短期投资的人数仅占总调查人数的1.0%。可以明显看出，随着理财产品投资期限的增加，相应选择的人数也呈现递增的趋势。可见，目前大学生偏向于投资期限较长的长期投资，而较少选择短期投资。调查表明，从大学生购买理财产品的途径上看，购买比例最大的渠道是从商业银行购买，比例为30%；其次的渠道为从证券公司购买，比例为23%；第三是从基金公司购买，占21%；第四是从保险公司购买，占13%；第五为从外资银行购买，占7.0%；第六为从信托公司购买，占5.0%；最少的渠道是从非金融机构财务公司财买，仅占1.0%。调查分析表明，大学生对商业银行推出的理财产品较为认同，购买率较高。欧阳钱琳等认为，大学生对提供该理财产品的公司或银行的声誉较为关注。

　　调查表明，大学生群体普遍表现较强的投资理财意愿。多数大学生选择理财产品的目的是为了得到额外收益，部分大学生以资产保值、避免通货膨胀为目的，只有少部分的人选择了为未来的育儿、养老等做准备。从投资理财意愿角度看，大学生在追求较高收益的同时，也表现出将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的意愿：较高的收益激发投资积极性，而较低的风险则保证投资的稳健性。同时，大学生倾向选择期限较长的长期投资产品，因此，中长期理财产品对大学生较有吸引力。从投资理财能力的角度分析，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58%的人倾向于将总收入中5%?10%的资金用于投资理财，说明大学生资金来源具备稳定性的优势，同时也受到资金数量的限制。从购买途径角度分析，大学生对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中介推出的理财产品较为认同，购买率较高。相对于网络及报纸等媒体渠道，大学生更愿意通过专业人员介绍的渠道获得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他们对理财产品的需求集中反映了大学生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趋向。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提供的理财产品种类较多，但缺少针对大学生需求的投资理财项目，现阶段大学生理财产品市场还有待开发，若商业银行能够在产品设计、开发、定位和销售方面提高，设计并推广针对大学生的理财产品，填补大学生理财产品市场空白，对于增强全民理财意识、激励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从人才培养方面，高等学校应该注重引导大学生做有经济头脑的、高素质的消费者。高等学校可以通过开设一些与投资、消费和理财相关的课程和讲座，使大学生了解金融产品基础价值分析方法。同时，也要充分利用校园网络、广播、校报和宣传栏等传播媒介开展理财教育与消费引导。还可以充分发挥大学生社团的作用，使大学生积极参与以投资、消费和理财为核心的教育活动，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理财观。

　　从金融专业投资的角度，建议大学生选择一些短期或中期的理财产品进行投资，并通过构造资产组合，有效降低投资风险。近期，大学生对互联网金融这样的新兴事物兴趣浓厚，但是需要增强风险意识。任何新兴事物的发展通常都伴随着潜在的风险，有的风险来自于产品本身或市场的不成熟，有的则来自于对产品认知的不足，因此大学生在选择理财产品时，需要熟知产品的价值原理，不良营销方式的诱惑，保持理性投资。

　　摘 要 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保险理财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投资方式。对于投资者而言，保险理财的整体风险较股票要低很多，并且保险理财回报率相对稳定，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小。基于这一优点，保险理财正成为股票之外一种理想的长期投资方式。为了能够在保险理财投资中获得较高的收益，提高资金收益率，我们应对保险理财引起足够的重视，应正确分析保险理财的特点，结合保险理财的销售规则，对保险理财资金的投资方向进行深入了解，制定具体的保险理财投资策略，最大程度提高保险理财的整体收益。

　　从目前理财产品的类别来看，保险理财是理财产品的重要种类，虽然其持有周期较长，但是其整体收益相比金融理财要高，成为了投资者比较青睐的产品之一。为了保证保险理财能够给投资者带来理想的收益，在购买保险理财时，我们要对保险理财产品进行认真分析，同时要制定具体的保险理财策略，满足保险理财投资需要，为提高投资者收益，发挥保险理财作用提供有力支持。基于这一分析，我们应从保险理财的购买、投资种类的选择、投资风险的关注和保险公司的选择等方面入手，保证保险理财的整体收益能够持续提高。

　　在选择保险理财之前，投资人要对自己的货币资产以及各种金融产品进行整体评估，避免两种极端情况的发生。

　　首先，保险理财投资持有周期较长，投资人应合理控制保险理财的购买比例，不能将手里的资金全部投入保险理财中，一旦保险理财遇到不可抗力因素的发展，会影响投资人的资金安全。

　　其次，保险理财投资人应具备保险理财的持续购买能力。由于保险理财是一个长期投资过程，需要按期进行投资，如果投资人没有后续投资能力，只顾着短期收益，会给后续保险理财投资带来较大困难，最终造成提前单方面弃保，影响投资人的整体收益。

　　从目前保险理财的功能设定来看，保险理财与金融理财的区别在于保险理财除了具有金融投资功能之外，还具有保险功能，能够在投资收益之外为投资人提供保障服务，满足投资人的生活需要。为此，投资人在购买保险理财产品的时候，就要对保险理财的这一特性有足够的了解，应认识到保险理财的重要作用，在投资保险理财时注重“保障第一、收益第二”的经营理念，正确理解保险理财理念，保证保险理财能够在提供生活保障服务的同时，有效提高资金收益。

　　保险理财的投资人往往会关注产品收益，但资本市场有风险，同样保险理财的投资收益并不一定有保障。

　　在购买保险理财产品的时候，投资人都会关注保险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预期收益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预期收益率只能作为衡量过去保险理财产品的工具，不能有效计算保险理财产品未来的收益。所以，投资者要对保险理财的预期收益率有正确的认识。在选择保险理财产品时，要注重分析保险理财产品的投资方向和公司的整体信誉，而不要过分关注保险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更不要用预期收益率去衡量保险理财的收益。

　　保险理财产品一般要等三到五年后才开始一次性或分期兑现保额和分红收益，因此投资人必须充分了解保险公司的资本实力和财务状况。

　　目前保险理财产品的周期比金融理财产品要长，为了避免投资人的资金在长期投资后不能获得预期收益，投资人在投资保险理财产品时应对保险公司的历年业绩和整体效益及信誉状况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做到优中选优，仔细甄别保险公司实力，选择理财投资业务出众的保险公司。同时，投资人还要对产品犹豫期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应在产品犹豫期内做好保险公司的调查工作，一旦发现不能满足投资需求，应及时退回投资资金。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在投资保险理财过程中，要想提高整体收益，就要从四个方面入手，即：保险理财量力而行，合理安排投资比率、秉持正确的投资理念，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理财产品、注意保险理财投资风险，预期收益并不一定会实现、谨慎选择保险公司，巧用犹豫期保障自身利益。只有做好了这几方面工作，才能保证保险理财的整体收益得到有效提高。

　　[1]庹国柱，尹中立，朱俊生.盛世危言：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的危机.银行家.2013（5）.

　　[2]江生忠.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2013.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

　　随着近几年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新农村居民的收入及消费指数均大幅提升。由于农民手头持有的可分配财产增加，因此使得居民的理财意识和需求逐渐增强。而新农村居民对理财知识的贫瘠，使得居民的理财效益达不到理想值，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受到了严重阻碍。研究新农村金融市场状况及新居民的经济状况以及理财方式，通过调查研究数据，对新农村居民金融理财市场进行分析，有助于帮助居民提高理财能力，使得财产保值甚至增值，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新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新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方向、理财方式可以了解目前新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水平，以及农村居民在金融理财方面存在的缺陷与障碍，以帮助农民有效地利用自有资源，获取尽可能大的收益，同时也可以有效抵御各种市场风险。通过调查新农村的金融市场设施及服务可以了解新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新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新农村金融监管体系，以便于发现新农村金融市场开放的不足，并提出有效的措施为发展农村金融，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力的支持。

　　本次调查主要通过对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某新农村居民及农村金融市场的调查。主要采用上街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方式，主要针对当地20周岁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了调查。发放试卷300份，回收试卷263份，其中全部选一个选项的定为无效问卷，调查结束后，收回了221份有效问卷，回收有效试卷率为84.03%。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大连市甘井子区某新农村居民的收入逐年增加，且新农村农村居民的人均月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周边普通农村居民收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现在新农村的收入比以农村未建成之前高出不少。

　　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954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按农村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2583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纯收入5516元，中等收入组人均纯收入7942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纯收入11373元，高收入组人均纯收入21273元。大连市甘井子区某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属于全国中等偏上。

　　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消费支出方向存在很大的差别。以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某新农村为例，除了必需的衣食住行以外，未婚青年13%左右的支出用于教育费用，20%左右用于其他商品和服务。已婚家庭多用于购置房屋及家庭设备，20%用于子女的教育费用；退休老人的支出多用于衣食和医疗保健，如医疗保健占25%左右，其他商品和服务占15%。据调查结果看来，与过去相比，新农村居民、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娱乐支出有所增加，医疗保健和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平稳增加，表明新农村环境的改善大大提高了新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减轻了居民的经济负担，农民对理财需求增加。

　　调查结果中不难发现大连市甘井子区某新农村居民的理财方式仍以储蓄为主，未婚青年所持现金约占11%，固定资产投资占24%，储蓄占30%，保险基金等理财产品占36%，已婚家庭所持现金占24%，储蓄约占27%，固定资产的投资占20%，保险投资固定资产约占15%，等理财产品占33%，退休老人所持现金占30%，投资固定资产15%，储蓄约占37%，其他理财产品占20%。

　　在调查中发现，有83.5%的人认为理财很有必要，11.8%的人认为无所谓，4.7%的人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而在对新农村居民目前的理财状况是否满意这个问题调查中，有17.4%的人选择很满意，25.1%的人选择一般，43.8%的人选不满意，13.7%的人选择不知道。在对新农村居民理财第一选择的调查结果显示，53%的人选择储蓄或国债，19.7%的人选择购买固定资产，12%的人选择购买其他理财产品，15.4%的人选择其他用途。在理财途径调查显示，新农村居民表示他们主要通过独自操作和亲朋好友帮助。在理财意识的主要影响因素中，有57.4%的人认为是投资所占收入比，14.3%的人认为是家庭因素，13.5%的人认为是收益及风险的平衡，12.1%的人认为是相关政策和理财知识的因素，其他因素占2.7%。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新农村居民大部分缺乏理财意识，虽然他们的闲散资金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理财需求更加旺盛了，但是他们的理财能力及理财方式都很欠缺。另一方面，其中有一部分人心里还是比较接受理财产品，有意识要提升自己的理财能力，以实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由于农民受教育程度偏低，导致他们现在看待理财的态度与看法。由于新农村家庭普遍决策人年纪偏大，受教育程度偏低。数据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辨证的看待理财产品。例如，在大连甘井子区某新农村调查显示，因为农民的受教育程不同，理财方式差异很大。调查人数中约有10%的农民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他们理财方式多元化，其中大部分选择组合投资，分散风险；而约占50%的人初中及高中学历，他们的理财方式更加集中，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职业和社会经验不同，一部分人选择实业投资，一部分人选择储蓄，少数一部分人选择股票等理财产品。其余的人具有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多为老年人及退休者，他们的理财方式比较单一，一般集中选择储蓄或者国债。受教育程度越高，了解理财相关的专业知识及对金融市场的变化及相关政策信息变化的渠道更加广泛，理财观念比较开放，因此更能理性理财。

　　决策人的年龄不同在选择理财方式的过程中有很大不同，青年人对理财产品的抗风险能力最强，尽管他们的收入不高，社会经验也不丰富，但是他们的经济压力小，可支配资金占收入比重大，因此更加追求高收益，去选择股票，实业投资等，而放弃那些低收益产品。中年人收入水平比青年人高而且比较稳定，但是中年人因为要赡养父母，抚养儿女，经济压力大，他们一面渴望改善生活条件，一面又追求生活的稳定，他们也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因此更倾向于选择收益风险均适中的理财产品，或者选择组合投资。而老年人社会经验丰富，收入减少，同时又考虑到年龄的因素，更加追求资产的保值，在选择理财方式过程中更加小心谨慎，规避风险，一般倾向于选择稳健型的理财产品，如储蓄、保险、国债等。

　　新农村居民的信息来源少，在选择理财产品的时候大多愿意选择知名度高的理财产品，如定期储蓄和国债，而像“约定转存”、“教育储蓄”、“分项储蓄”、“交替储蓄”等这些储蓄方式很少被人知晓，而事实上，人们通常选择的都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储蓄方式，活期和定期通常情况下都不能使资产得到保值或者增值。而想股票，债券，基金等理财产品的透明度的原因，更少为人所知，这不仅不利于农村居民理财发展，更加阻碍了新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

　　综合考虑新农村居民目前的收支与消费状况、理财市场发展及新农村金融市场建设需求，针对目前新农村居民的理财现状提出了一些建议，帮助农民合理规划理财。

　　目前新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消费偏低，理财意识不强。主要是农民对理财还是很陌生，跟愿意把钱储蓄存放在银行理。政府应加大力度对农民理财教育，新农村金融机构对理财产品宣传推广工作做到位，增强理财产品的透明度。农民应该树立理财意识，增加理财投资，增强资产保值意识，拓宽理财产品与知识的信息获取渠道。

　　新农村的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经济实力处于城镇和农村之间，因此针对这种现状，金融机构应多开发适合新农村居民购买的理财产品。尽可能多地开发迎合农村居民心里，操作简便，风险低，手续费少的理财产品。同时金融机构应注意产品的服务及推广。做到理财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取得新农村居民的信赖。

　　农民理财普遍选择储蓄投资，储蓄虽然风险低，收益稳定，但是却无法保证居民的资产实现保值甚至增值。新农村当前的收入日益增加，农民应该提升自己的理财能力，尽可能多的涉及理财产品，对于每一种理财产品的详细情况要掌握清楚，如股票、债券、基金、保险等都可以实行组合方式，选择最适合的投资组合方式实现合理理财。

　　新农村金融市场开发不足，很多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导致一些非法机构钻法律的空子，欺骗广大农民。政府应该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营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理财交易的氛围。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有利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农村金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健全。

　　新农村居民普遍缺乏理财意识和理财能力。要想新农村推广理财产品和理财方案，首先要提高农民的理财意识，想方设法让农民从心里重视理财。新农村金融理财市场是一个尚未开发的市场。只要不断改善新农村理财设施及服务，开设适合居民的理财产品，提供专业的理财团队，和农民自身理财意识及能量的提高，农村金融市场就会有大好的前景。

　　通过对大连市甘井子区某新农村分析，了解当地新农村目前的收支状况，理财观念，影响因素及金融市场状况。并就调查结果分析了当地新农村金融理财市场。对金融机构以及居民提出了合理的建议。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1）增加新农村居民收入，随着农民手中可支配的财产的增多，决定金融理财产品的抗风险能力的越强，可支配财产越多，抗风险能力越强。（2）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填补金融理财知识。（3）增加农村金融市场的渠道，避免出现与市场信息不对称，目前社会中的电视，网络等媒体时有报告错误虚假信息，或者向公众夸大收益，隐瞒风险的存在。导致新农村居民不敢轻易相信理财产品。（4）针对新农村居民，制定适合新农村居民的理财产品。（5）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农民在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进一步增加农民理财份额，同时增强他们抗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1]郭洪生.欠发达地区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J].黑龙江金融，2009，（02）.

　　[2]程彩君.我国居民理财现状和理财风险防范探析[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8，（12）.

　　[3]金融时报.拓宽农民投资理财渠道助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N].金融时报，2008-11.

　　[4]中国新闻网.拓展理财渠道为农民的理财服务“添把柴”[EB/OL].中国新闻网，2011，（02）.

　　[5]任成龙，张乐柱.农村金融理财业务的SWOT分析[J].南方农村，2010，26（9）.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不违反税收法规和其他法律的前提下，企业为了实现最大化的收益，在纳税行为发生之前，通过对纳税主体经营活动或投资行为等涉及税收的经济事项做出的事先安排，以尽可能节约税款为目标的一系列谋划活动。税务筹划并不是单纯的一种财务行为,而是一种高层次的理财活动，与企业的经营行为息息相关的,它贯穿于企业财务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并且直接或间接对各个环节产生影响。对于一个企业而言，税收是其必须支付的一项成本，在其经营业绩不变的情况下，税收缴纳的减少会提高企业的税后收益，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可以更快地推动企业向前发展，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

　　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是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企业的税收筹划应紧紧围绕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展开。企业实现财务管理目标的重要体现是最大化的降低成本（这里的成本包括直接的税收负担以及间接的税收负担）。企业在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税收收益的同时，一定要兼顾国家的利益，只有科学合理的税收筹划，才能使企业的财务分配政策平衡发展，进而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正常运行；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税收筹划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少缴税款”，而是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财务决策决定着财务管理水平的高低，企业财务决策都离不开税收筹划，它已成为企业进行财务决策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企业进行筹资决策时，要对企业的资金需求和筹资成本综合进行考虑。因此，要使企业获得最为合理的筹资成本，就要对企业筹资活动中的纳税影响因素、筹资方式以及筹资渠道作出合理的规划。税款是投资收益的抵减项目，其相关的法规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特定的规范性和适用性。企业如果想合理合法节税，一定要建立健全相关财务制度，正确地进行纳税调整和计税,这样才能实现使筹划方案的最优化。

　　企业进行合理的税务筹划（必须根据税收政策的规定）,一是可以在纳税期间减少纳税金额，使其当期的经营活动享受盈亏互抵；二是可以通过对合理的会计核算方法的有效运用，充分获取资金的时间价值，从而充分享受赋税延期的待遇。这样，企业在无形之中就提高了其资金来源，从而企业资金可以更加灵活的调动和使用。

　　国家要重视企业税收筹划，税收制度必须是比较完善、相对稳固的，要是企业所经历的税收环境的变化不是很稳定，那么这个企业选择的纳税方案通常也会随着国家税收制度的变动而变动。1994年我国的税收制度改革以后，其主要表现在法制化、系统化、稳定化等，这不但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充分的体现出来，而且还为我国市场经济向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保障，并且还为企业的财务人员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在制度上提供了选择的空间和得到了保障。

　　企业税收筹划在财务管理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筹资、投资、经营、利润分配环节等方面除上述以外还有选择低税负筹资方法；利用税前利润弥补以前年度亏损；选择外资企业比内资企业有利等。

　　为了调整生产力的战略布局，我国实行区域性的税收倾斜政策,例如：对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放区，少数民族、边远、贫困等地区的新办企业采取较低的税率，并且在一定时期内进行减免的税收优惠政策。因此，企业选择投资地点时，应在综合考虑了投资环境和税收差异等因素的前提下，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发展战略,精心策划投资方向,优先选择低税率地区投资,以获得最大的节税利益。

　　企业投资方式一般可分有形和无形资产投资。企业选择不同的投资方式，将会导致企业不同的设立程序，从而企业的税收待遇也是不同的。在诸多出资方式中，应选择无形资产的出资方式。首先，无形资产的摊销费可以作为管理费用在税前进行扣除，从而可以缩小所得税的税基。其次，在对投资资产进行计价时，如果设备的价值评估增值的话，不但可以节省投资的成本，而且还可以通过多列支摊销费用来缩小被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税基，进而达到节税的目的。

　　我国现行制度规定，不同的折旧方法计算出不同的固定资产成本，折旧的盘算与提取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利润水平和税负轻重。在税率不变的前提下，企业可尽量选择缩短折旧时间或加速折旧法来加快企业资产的折旧。这样，在资产使用的前期，通过对资产折旧的多计提，就可以使企业所得税少缴，进而起到延后缴纳税款的好处。如果企业的规模一直扩大，不断增加自身投资，这样企业延后缴纳的税款就可以保持下去，从而达到隐性减税的效果。于此同时，因为在资产使用前期，从固定资产上转移出来的比较多的资金变成企业的营运资金，所以导致企业现金流量的递增，加快、改善企业财务状况。

　　当前，我国现行会计制度规定的企业会计核算方法主要有：存货发出及结存的计价方法、固定资产折旧的计提方法等等。所有这些会计核算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与灵活性，企业对同一资产选择不同的会计核算方法进行核算，所形成的纳税调整方案不同的。因此，企业在开展税收筹划时，一定要在不违反国家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范围内，选择最合理的会计核算方法对企业相关资产进行核算和账务处理，进而使企业收益最大化，使企业的经济价值达到最高。

　　资本市场的基础是信息披露，信息披露的核心是财务数据的质量。然而，从国内的“原野”、“中诚”、“中水”、“琼民源”、“郑百文”、“银广厦”、“黎明股份”、“红光实业”，到国外震惊世界的“安然”、“世通”等等，财务造假屡禁不止，金额高达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为此，学术界和实业界都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分析，有的集中在财务人员的素质、职业道德、法律意识等方面；有的集中在财务法规、准则、制度本身的缺陷；有的集中在社会审计监督不力；有的则集中在仿手工的计算机记账方式等，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治理方法。然而，透过官方信息，我国财政部每年一度的财务信息质量检查报告显示，财务信息质量没有质的好转；审计署对财政资金的审计报告显示，财务造假、违规资金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有增长之势。本文正是试图探究造成这种财务信息披露质量问题的根本原因，并提出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建议。

　　基于委托理论，在资本市场中，由于财务信息的披露方(一般是公司的管理当局)与财务信息的使用方(主要是公司的投资者)存在双方利益上的不一致，导致双方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博弈关系，多数情况下，双方在博弈行为上并非总是合作博弈，而更多是多次选择的非合作博弈行为，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正是双方多次博弈的结果。本文在分析非合作博弈之前，首先分析双方在静态完备信息下的博弈行为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特作如下假设：(1)管理当局和投资者之间只存在一次静态完备信息博弈行为；(2)局中人(Player)仅包括管理当局和投资者；(3)管理当局的战略选择是信息披露的诚实(Honesty)与歪曲(Distort)，投资者的战略选择是投资(Invest)与拒绝(Refuse)；(4)双方在一次静态博弈行为中的支付矩阵可用表1表示；(5)局中人都具有对方的完备信息(Complete Information)，即每个局中人的战略和支付矩阵都是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6)管理当局和投资者的任何战略选择所带来的经济效果均用货币效用表示。

　　表1中的数字分别代表投资者和管理当局在各种不同战略组合时的效用水平，如当投资者选择投资(I)，管理当局在信息披露上选择诚实(H)，则投资者的效用水平是60，管理当局的效用水平是40，其他战略组合依此类推。另外，当投资者选择拒绝投资时，无论管理当局的财务信息披露是否诚实，对投资者的效用水平都不会产生影响。在这里，我们假定投资者会将其资金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而获得无风险投资报酬率，并假定其无风险报酬率为投资者带来的效用水平是30。依据表1支付矩阵中的数据，根据博弈论，双方在一次静态完备信息博弈行为中，战略组合(RD)构成“纳什均衡”，即管理当局在一次博弈中“歪曲”财务信息，以期获得更大的期望效用，而在完备信息的条件下，投资者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拒绝，此时，双方的效用水平为(30，20)。然而，由表1中数据不难看出，(IH)对双方来说是最佳结果，但双方博弈结果的“纳什均衡”却是(RD)。虽然局中人都意识到了一个导致帕累托改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却是可望而不可即，这也正是经济学原理中所归纳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

　　从实践上分析，在现实的资本市场中，虽然管理当局一再隐瞒真实的经营状况，提供虚假财务信息以欺骗投资者，但投资者并没有拒绝投资，原因何在?经分析，出现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博弈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处于信息劣势的投资者根本无法辨别管理当局的战略选择，而处于信息优势的管理当局能够更好地掌握投资者的战略选择，并通过“歪曲”财务信息来使自身获得更高的期望效用。

　　另外，从动态完备信息博弈的角度来分析，根据Folk定理，无穷重复博弈能够导致帕累托改进，即在上面的支付矩阵中，通过无穷重复博弈能够最终达成(IH)战略选择，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仍然是博弈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在财务信息披露的实践中，一般不会持续出现一次静态博弈行为，而更多的应是重复动态博弈，参照前面静态博弈支付矩阵，采用博弈树来表示动态博弈过程，其博弈的展开式表述如图1：

　　图1中，空心圆圈和实心圆圈分别表示管理当局和投资者采取行动的时点，在此被称为节点，同时空心圆圈还表示博弈的起点，博弈树自左而右的顺序表示博弈双方的行动顺序，图中最右端以有序数的形式给出了博弈双方在各种情况下的支付，逗点前是管理当局的支付，逗点后是投资者的支付。图中，先行动的管理当局有“H”和“D”两种战略可供选择，随后，投资者可选择“I”或“R”，这里，投资者的战略空间是：

　　其一，战略组合(H，[I，R])，对应的支付向量是(40，60)。当管理当局选择诚实(H)披露财务信息时，投资者选择投资(I)所得的效用水平是60，选择拒绝投资(R)所得的效用水平是30，作为理性的投资者自然会选择投资(I)。在这里，由于管理当局没有选择歪曲(D)财务信息，所以投资者对歪曲财务信息作任何反应都不会影响支付情况。反过来，在给定投资者的战略是[I，R]时，管理当局的选择必是“H”，因为选择“H”的效用是40，而选择“D”的效用水平只有20，因而，理性的管理当局绝不会选择“D”，由此，双方的战略都是对方当前战略的最佳应对，(H，[I，R])确实是纳什均衡。

　　其二，战略组合(D，[R，R])，对应的支付向量是(20，30)。当管理当局选择歪曲(D)财务信息时，投资者选择拒绝(R)投资的效用水平是30，而选择投资(I)的效用水平是20，理性的投资者当然会选择拒绝(R)投资，反过来，当投资者的战略是[R，R]时，管理当局选择“D”的效用水平是20，而选择“H”的效用水平是10，可见，“D”是管理当局的最 佳应对，这表明(D，[R，R])也是纳什均衡。

　　进一步研究表明，战略组合(D，[R，R])是不可能出现的纳什均衡。在上述博弈中，管理当局先行动，其选择为“H”或“D”，而投资者只能承认管理当局的先行选择，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假如管理当局选择“H”，则投资者只能选择“I”；而管理当局选择“D”时，投资者的最佳选择是“R”。作为理性的管理当局，当然也知道投资者是理性的，所以管理当局必定会选择“H”，接下来投资者选择“I”，双方的支付向量是(40，60)，也就是说，只有(H，[I，R])才是合理的，而另一纳什均衡(D，[R，R])完全没有发生的可能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仔细推敲之后发现，战略[R，R]可以看做是双方在博弈前，投资者给管理当局发出的威胁信号。毫无疑问，当管理当局选择“D”时，投资者会选择“R”；而当管理当局选择“H”时，投资者是否还会有足够的动机选择“R”呢?答案是否定的。作为理性的投资者会转而选择“I”，同时会获得额外的效用水平30。可以这样说，战略组合(D，[R，R])本身就是一个非理性的，了解到“博弈双方都是充分理性”这一前提，投资者之前发出的威胁信号当然就是不可信的，管理当局不会理会投资者的不可信威胁，进而选择了“H”，并期望得到效用水平40。

　　然而，现实却与上述分析不相吻合，并未出现我们所期待的(H，[I，R])纳什均衡。问题的关键是，现实中，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安排下，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际上形成了投资者(委托人)和管理当局(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客观上造成了博弈双方在信息的种类、数量、质量等方面的差异和不对称。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管理当局完全有财务造假的动机，通过歪曲财务信息，以期达到更高的效用水平80。

　　根据以上分析，由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管理当局会选择有利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信息披露方式，从而直接影响财务信息披露质量，造成财务造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低下。

　　进一步加强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管，加大对歪曲财务信息披露的惩处力度。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尝试和探索：

　　第一，加强外部审计。切实引入外部独立审计部门，对股东会负责，向股东会汇报。股东会每年至少两次与外部审计部门进行交流与沟通，并可针对实际情况选择外部审计。

　　第二，强化内部审计。内部审计一定要独立于董事会之外，并应处在董事会之上，直接对股东会负责，其报酬等事项由股东会决定，并与公司业绩无关。

　　第三，董事长与首席执行官分离。通过这种设置，从根本上加强企业经营行为的自我约束，形成内部信息的共享，加大对董事长经营行为的监督和约束。

　　第四，引入外部非执行董事(包括非执行董事长)。加大董事会成员中的非执行董事的比例，非执行董事通常都是兼职的，并不细致地了解和熟悉公司的具体经营行为和业绩，也并不完全关注公司的财务目标，而更多关注的是公司的财务信息的披露质量与公司的长远、健康成长和发展，其报酬等事项也与公司业绩无关，只获得固定的薪金，通常代表的是和执行董事不相一致的见解和意见，但这并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决策。

　　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委托问题，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情况的出现，有必要对经理人的管理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竞争培育专业的经理人，并建立诚信经营档案，将经理人的经营行为要以档案的形式加以记录，并在经理人市场中予以公开。变经理人经营行为的信息不对称为信息对称，使那些有良好经营诚信记录的经理人得以长期发展，而那些劣迹斑斑，亦或财务造假的经理人无处藏身，进而被逐出经理人市场，甚至身败名裂。由此，通过引入这样一种优胜劣汰的经理人市场机制，加大经理人提供虚假财务信息的成本，不失为一种解决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有力方案。

　　破解“三流”分离，实现“三流”合一，是企业提供客观、真实、对称的财务信息的根本手段，通过机制设计和信息化管理，从四种技术上实现企业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三流”合一。

　　第一，信息分离技术。企业对内对外披露的财务信息都是综合的、期末的、有钱无物的信息。研究认为，应对全年合计数、期末数，重新开发信息库，把全年数分解为每月数，再把月份数分解为每天数，甚至单笔数。通过信息分离技术，把一个全年综合的财务信息分解、裂变为几万笔、甚至几十万笔的账簿上的单笔信息。

　　第二，信息还原技术。账簿信息仍是有钱无物的资金信息，难于实现钱物对应。为此要对单笔资金信息进行技术还原，还原为记账凭证进而原始凭证。原始凭证是账簿记录的原始的、最初的、钱物并存、两相独立的凭证。原始凭证上不但记录有业务发生的时间、缘由、物料名称、规格、用量、价格、金额，还记有申请、签发、批准和出库等责任人签章。致此，综合的资金信息被分解、还原为资金、物料两大信息，实现了资金流、物流的两相分离。

　　第三，信息组合技术。当通过信息分离技术、信息还原技术把综合的、期末的、单一资金的财务信息分解为单笔的、资金物料分离的原始信息后，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笔笔初始的原始凭证。面对浩瀚的原始业务，运用组合技术，对需要核实的信息施以针对性的组合。比如要求核实销售收入信息，因为有收入必有银行存款入账(或有应收账款，或有销售合同)，因此把某区域、某期间或某品种实现的销售收入，将其相应的进账单、应收账款、销售合同等资金流组合在一起。再把对应的商品出库单组合在一起，考虑到商品出库单可能造假，再把产成品入库，甚至生产该产品的原材料出库，采购、结算清单等物流信息分别组合，以便两相核对。因为材料购入最终通过银行转账结算，销售收入也通过银行转账结算，通过组合技术，用两头的银行结算核对产品生产、完工、入库、销售等物流的客观真实性；如果物流是真实的，再用物流真实性核实资金流 的客观真实性。组合技术，关键是根据需要对原始信息进行重新编组集合，以便资金流与物流的相互核对。

　　第四，信息核对技术。当数据库呈现出大量的物料、资金两种单一信息后，对此数不尽的信息，通过特别开发的信息组合技术、信息核对技术一一核对，以鉴定不能对号入座的异常信息，再对其进行重点评审，找出原因，追溯影响。

　　国家的宏观调控，经济政策的变动调整作为外部因素对投资风险的影响举足轻重。2012年以来，为应对通货膨胀的压力，我国一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的直接表现是资金购买力的下降，它会使资本成本具有不确定性，而且会增加预期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在投资分析时必须将其考虑在内。在对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中，其营业收入、付现成本等一般是根据不变购买力水平估测出来的实际值，并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固定资产每年的折旧额是一个已固定的名义值。在通货膨胀较为明显的时期，应将营业收入、付现成本等实际值按通货膨胀率换算成名义值，引起不少企业的投资成本增加，加剧投资风险。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是企业无法控制的，不会以企业的意志为转移，其变化的规律不能完全掌握。政策导向的改变有时利于企业的发展，有时则会增加企业的负担，迫使企业对投资项目进行重新思考与确定，无形中增加了投资风险。

　　随着企业横向经济联合的开展，对外投资的地位愈加重要。购买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作为企业对外投资获取收益的主要方式，都会在不同层面上给企业带来一定程度的投资风险。比如，购买债券的过程中，企业要测算债券的资本成本，并将其与投资报酬率相比较，分析某种债券或债券组合是否有投资的必要。由于债券资本成本受经济环境、利率变动等因素的影响，若是企业资金不足，经济环境中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都会加剧债券投资风险。另外，笔者认为由于近年来人们对股市的热情高涨，股票投资风险尤其值得关注。企业购买股票，被投资方没有必须偿还股本的义务，股息红利的支付也是非固定的，所以股票的投资风险较高。在所有有价证券的投资中，股票的资本成本最高，发行费用高，因此企业作为投资者必须要求较高的报酬率作为回报，但由于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发展并不完善，股票价格背离其真正价值的现象明显，投资者又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与经验，很容易对市面发行的股票失去信心，造成投资取得的回报减少，而且股票市场中还存在上市时间跨度大的问题，无法立即满足企业对投资收益的紧迫需求，又会产生投资风险。以上两种有价证券投资方式是企业最常用，也是最易产生投资风险的方式，企业必须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货币政策的调整以及利率的波动情况合理分析每种投资方式的利弊，做出正确选择。

　　财务杠杆是指企业对固定的债务资本的利用，债务资本成本通常是较为稳定的。由于财务杠杆的作用，随着息税前利润的下降，税后利润的跌幅会越加猛烈，从而形成企业的财务风险。大多数企业或投资项目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财务风险的影响，从而导致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增加。企业只要开展经营活动，就会有固定成本的存在，进而会产生经营杠杆。企业有时会因想要扩大投资规模或生产规模而追求过高的经营杠杆利益，却往往遭受杠杆风险的打击。造成经营杠杆风险的因素很多，例如广告费用、管理费用的不确定性，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的折旧费用过高等，尤其是在销售收入无法保证的情况下，企业必须在投资决策中对选择权进行更改，进行改变选择权、延期选择权或是放弃选择权的分析判断。这些因素的变动都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水平和投资方案，最终导致经营风险的产生。由此可见，财务杠杆与经营杠杆系数的大小是影响企业综合风险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高财务杠杆与高经营杠杆的配置是不可取的，它会对企业收益产生剧烈影响，导致企业风险增大。财务杠杆与经营杠杆基本保持着此消彼长的态势，如果企业在一个阶段内遇到良好的投资项目或是需要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就会产生较高的经营杠杆，为避免总风险的膨胀，企业应当减少举债数额转用发行普通股的方式来筹集资金，进而降低财务风险；如果企业近期内计划较少的扩大投资，经营杠杆较低，就可以适当扩大负债规模，进行贷款或发行债券，调增财务杠杆。

　　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对生产经营活动的计划与决策影响投资风险。决策者的判断难免存在失误，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规模以及投资期限的选择。企业投资过多，造成投资费用上升，资源浪费；投资过少，达不到维持和扩大生产规模的要求，甚至有可能造成资金滞留的状况。此外，经营管理不佳，对投资活动没有预见性，资金使用效益的不确定性，都是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

　　企业在正式进行投资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预测工作，在分析过现有的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能力的条件下，以该行业资本营运能力的平均水平作为参照标准，决定企业的投资额及投资规模。常用的投资额的预测方法主要有逐项测算法、单位生产能力估算法和装置能力指数法。逐项测算法最为简单，即对构成投资额各项基本内容逐一测算，然后进行汇总的一种预测方法，但这种方法有时易忽略不可预见性费用的存在。不可预见性费用由于受到资本市场的变动，通货膨胀的加剧以及经营决策的变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测算难度较高，企业一般按其他支出总和的一定比例估算不可预见性费用，估计值与实际值有时差异较大。单位生产能力估算法是将同类项目的单位生产能力投资额和拟投资项目的生产能力相结合的一种预测方法，但它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处于通货膨胀时期，物价变动随时影响投资额的高低；其次，作为对比的同类项目的资料不能完全直接获得，有时会与拟投资项目间存在较大误差。装置能力指数法是根据有关项目的装置能力和装置能力指数来进行投资预测的方法，也是目前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预测中较为普遍应用的一种方法。采用获利能力指数法应对以前年度的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合理估计出预期拟投资项目能否实现利润或是利润能够增长几成，确保投资预测的合理性、客观性和准确性，而且获利能力指数法也很好地克服了装置能力指数根据经验取得的缺点，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更为直观地反映出企业在一个阶段内盈利能力的强弱，而盈利能力又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因此，获利能力指数法更加符合投资管理乃至财务管理的目标要求，应成为企业在进行投资预测时更为科学合理的选择。不论企业选用何种方法开展投资预测工作，其目的都是及时高效地估计出预测年度的初始投资额，这也是企业投资活动的起点。企业做好投资预测工作，确定初始投资额，根据其自身的经济实力合理安排对内、对外投资，为日后选择投资项目，确定最佳投资组合奠定基础，避免盲目投资，防范风险。

　　投资风险复杂多变，需要投资管理者具备正确识别风险的眼光与能力，并运用适当的方法进行识别。常见的识别方法有：①报表分析法。报表分析法是指通过企业的报表材料，如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等表上反映出来的数据来分析识别风险。会计报表是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它可以将会计信息以量化简明的形式及时准确地传递出去。通过对报表中一系列财务比率如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周转率、销售净利率等进行分析，找到影响投资风险的具体因素，再加以防范与控制。另外，只有在被分析企业的净资产保值或是增值的前提下，企业才可对其或其所涉及的项目进行投资，否则企业应寻求其他更好的投资项目。②环境分析法。主要是指对企业所处外部环境条件，如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金融市场的资金供求、投资的法律环境、物价变动指数等进行分析，识别这些环境因素的变化究竟会给企业投资带来怎样的风险。③社会调查法。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借助社会力量，对企业可能遇到的风险做一个全面的调查了解，进行关于投资风险的判断。同时，企业管理者应从思想意识层面上重视风险，树立风险意识，建立风险预防机制，进行合理防范。如果有条件可以设置专门的风险损失基金，从税后利润中按一定比例依法提取一部分资金作为风险损失的补偿，增强资金实力，提高抗风险能。